中国日报记者问到：“前些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请问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对“三农”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对策？第二个问题，有评论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国家其实是在依靠老弱妇孺在维持中国的粮食供给安全，国家对于现在农村劳动力，比如说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方面有一些调查结论？我们怎么解决先进的农业技术入户难的问题？”

　　唐仁健表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也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城镇化率达到了51%，这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对“三农”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策含义，重点应该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农民怎么进城、乡村如何治理三个大的问题：

　　这几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逐步增加，现在大数是2亿5千多万，刚才陈主任讲1亿5千万是跨地区的。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农村确实有“三留守”的问题。今后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措施来加以解决：

　　一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近几年的进展非常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在已经超过50多万家，同时，要加快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今年的一号文件中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包括搞家庭农场，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要给予相应的支持，这也是WTO“绿箱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

　　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发育专业的、综合的，合作性的、公司性的，政府的、民间的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唐仁健认为，关于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总的来讲，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一是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要双轮驱动，既要推进城镇化，也要加强新农村，让留在农村的人口也能享受到良好的生活条件。按居住地常住人口统计，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但是如果从户籍人口来讲还有3亿人是农业户籍，大量的农民工将会返回农村。二是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落户问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有1个亿左右，在今后推进城镇化当中应当优先解决的。三是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去年在省内就业的是8390万，增长了10.1%，而出省的农民工是7400多万，下降了3.2%，这说明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今后要引导。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农民进城会涉及到原有财产和权益保护问题，比如原来的承包地、宅基地在集体有的分配权、林地等等，要保护他们原有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利，让他们带着财产进城。

　　乡村怎么治理的问题，总的来讲是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发展需要，建立党组织领导、能让农民充分参与、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