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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表现为因货币投放偏快、流动性过剩推动的，而长远看则是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推动。治理通胀的政策抉择，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
一、新一轮通胀的基本特征
中国已经步入持续性通胀时期。在欧美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大背景下，将对国内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其特点：
1．不同于标准市场经济模式下货币过量投放导致需求拉动型的普通性物价上涨，不会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而退去，未来可能演变为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2．多种因素叠加的复合型特征明显。既有当前市场流动性富余的因素，也与中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相关，是供需两端同时作用的结果。
3．短期宏观调控与长远制度改革的效应彼此两难冲突，政策叠加的后果不明朗，调控失效风险日益加大。特别是专注于国内流动性管理的货币政策在遏制通胀方面局限性日益突出。
二、推动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主要动力
1．由于一些宏观信号的引导错误，经济结构发展失衡，市场供需两端同时出现扭曲，导致社会消费品价格偏高。
一方面，各级政府和主要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片面强调经济增速，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拉动。在行政体系主导资源分配的格局下，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以严重低估的价格投入了“铁公基”等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项目。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和中小企业占比较高的消费品生产部门在市场空间和要素投入上受到挤压，成本上升，进一步推高价格，个别门类的社会消费品甚至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
2．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强性反弹，环境成本的显性化，都将推动国内中长期物价的普遍性上涨。
长久以来，由于土地、资源、环境的产权、价格和税费改革滞后，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各类公共服务未充分惠及广大农民工，企业事实上享受了廉价要素投入的红利，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化给社会。目前，我国经济已迈过刘易斯拐点，熟练工人连续数年出现大范围短缺，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同时，国内土地环境资源约束趋紧，要素价格形成和环境有偿使用机制改革已刻不容缓，这种以大量人口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来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从长远而言，这一变化的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对社会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将促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并最终通过人力成本的攀升推动全社会生产服务成本上涨。
3．我国企业税负选择性过重，部分通过商品价格形式转嫁给了消费者。
税负结构不合理，部分领域税负过重。加上部分门类的商品服务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税费负担实际上通过价格形式转嫁给了广大消费群众。例如，房地产相关税费占房价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又如，我国征收的进口关税，特别是消费税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使得我国制造的消费品在加保险和运费后，到达发达国家市场后价格仍然明显高于国内价格。
4．随着城市化提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供给将长期趋紧。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机制和分散的小农生产模式，农民继续从事种养殖业生产的积极性受到破坏，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农产品生产的扩大日益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食品结构升级的需要。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生产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成本不断攀升，最终传导至城镇农贸市场，并再度推高城镇居民的通胀预期。
5．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信贷资金巨量投放，流动性过剩成为当前通胀的主要推手。
由于利率体制改革滞后，央行目前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货币和资本市场同时进行灵活有效的调控，只能使用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政策对M2供应量进行机械的调控。而近年金融创新不断增多，将M2作为中间目标的现行政策体系越来越无法涵盖整个社会信用量的增加。目前贷款投放增速不断放缓，但反映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全部资金支持的社会融资总量并未减少，购买力依然旺盛，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减少。
6．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需求走强的预期，都将推高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
国内的能源原材料供应进口依赖加大。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我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将加剧。
7．近期以食品价格为主线的物价涨势，是农户在成本上涨和通胀预期的双轮驱动下主动调整库存管理和价格策略的结果。
猪、粮等农产品价格上涨有疫病、自然灾害、生产经营周期等短期原因，也有通胀压力下人工成本、饲养成本、流通成本上升的大背景。此外，中国的食品以粮食、猪肉等初级农产品为主，相对标准化，容易做库存管理；大部分农产品的短期供应弹性很小，而需求刚性却很强；中国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而且农户可配置的资产选择很少，抗通胀手段有限。以上因素使得在近期通胀预期下，农户往往通过囤积粮食、延长生猪生产周期(压栏)以增加库存套利，从而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提高食品价格。
三、长短并举、组合出拳，治理通胀的几点建议
未来中国经济将遭遇通胀和增速下滑的双重风险，中国式的通胀特征显现。如果不及时根治，会引发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因此，务必统筹短期调控与长远改革目标，多管齐下，组合出拳，有效化解可能出现的恶性通胀。
1．修正货币政策目标：不是消除通胀，而是平滑通胀率。
2．调整货币政策的管理对象：由M2为核心指标的货币投放量阶段性转变为社会融资总量管理，加快利率制度改革。
从央行研究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社会融资总量与CPI、消费、投资、工业、GDP等宏观指标的相关性均大于货币供应量。因此，需要银监、证监、保监、发改等部门配合实施统一监管。
但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目标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作为阶段性的选择。除了央行对不同融资工资的调控能力差距甚远外，最关键的是不同的融资工具具有不同的流动性，从量调控难免有点中国式计划经济的味道。长远而言，社会融资量并不是一个好的调控目标，关键在于加快利率制度改革。
3．慎用资本市场的“蓄水功能”，掌握好股市扩容速度。
从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资产泡沫与CPI涨幅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目前股市快速扩容会改变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既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加，反而助推物价上涨。
4．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的开放度。
对外：全面降低实际关税水平，改善国际收支结构，兼得减少外汇占款与增加大宗商品进口之效。近年来，进口关税对国内税收总额和中央财政收入的贡献不断下降，且主要来自不到进口总额5％的消费产品。下调实际关税水平，将有助于降低国内消费价格水平。
对内：在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促进竞争，提高效率。
5．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公共支出，增进公民福利。
目前税费高企，由于市场垄断性较强，大部分被转嫁给了普通居民。通过结构性减税让利给社会，同时增加有利于增进公民福利的公共支出(包括税式支出)。例如，对农业生产的成本上涨实施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粮食、猪肉等农产品生产的合理利润，确保供给量稳定。又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是对于人口流入、房价高企的大城市，增加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支持建设保障性住房，既能防止资源投入和未来的需求错配，也能更大程度上发挥抑制价格的作用；二是采用出租房、廉租房等不发生产权变更的保障形式，堵住变现套利的漏洞。同时由于CPI中包含的仅仅是住房租金价格因素，因此能有效牵制CPI的上涨。再如，把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合在一起，加快一线城市交通设施的升级换代，特别是以轨道交通为重点建设无缝连接的公共交通网，降低城市生产服务成本。
6．强化“产权”改革，适时吸纳多余的流动性。
由于结售汇制度和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改变，外汇占款增加所导致的货币投入偏多的状况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不会减弱，货币发行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偏向扩张。通过深化土地等领域的权属流转改革，增加交易标的，扩大货币使用需求，从而“消化”掉多余的流动性，促进物价稳定。
7．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近年我国对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不断增加，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汇改有助于化解近年逐渐增多的输入型通胀，降低企业产出成本。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能够削弱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热钱流入引起的新增外汇占款，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所推动的通胀趋势。但推进汇改要与调整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生产结构相结合，实施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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