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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
20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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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打开电脑,一封来自美国的Email弹出在眼前,题目很炫目:《请廖进中教授关注空前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实话实说,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太在意。原因是:一,我不专业研究人口学,二,计划生育从来就是议论纷纷,说了也白说。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以“谢谢”作了回复。可第二封信立马又到,并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和家庭地址,说是要委派一位国内亲属送我一本书。就这样,两天后,一本由香港出版的《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就在夏日炎炎之时摆到了我的书桌上。
       书很厚、很沉、很精致。看页码,602页;看目录,共23章;再看作者简介,易富贤,湖南黔阳县人,1999年湖南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美国明尼苏达等大学做博士后,现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职。在研究与其专业相联的人口问题时,发现“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发展。其言激激,其情愤愤,警句多多,论据凿凿!又一个“心忧天下”的湖南人!只不过与范仲淹的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不同,他是处“天涯之边,也忧其国”。这就燃起了我对人口问题的理论兴趣,并试图做点经济学语境下的梳理。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基本国策”几十年,为什么至今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又长”?我的判断是,其根源在于,理论上我们背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实践中我们的思维落后于市场经济改革后的发展现实,仍然逗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理念框架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生一世生一胎”的生育政策,当然是理直气壮、难可指责的。就好比那时的“计划票证”,你能说“一人一月二两油”之类的限量供应是错误的吗?倘若没有那个“伟大的发明”,整个社会程序岂不会更乱、更惨、更糟糕?“计划票证”起码保证了当时社会稳定所必须的“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嘛。再进一步想,世上岂有物资分配“有计划”,而消耗物质的人“无计划”之理?有“计划经济”,而无“计划生育”,岂非咄咄怪事?反过来说,当年的计划生育“标语”和“口号”是不是凝结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作派?
        从经济机理分析,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长期被压抑,是一个社会财富极度稀缺的“穷”时代,而人类生育的逻辑又恰恰是“越穷越生”。为什么“越穷越生”?生男育女,既是人类再生产方式,也是人的精神消费方式。作为“再生产方式”,因为“穷”,没有社会保障,所以就只能靠“养儿防老”;作为“精神消费方式”,因为“穷”,缺少娱乐消遣,所以就只有靠“夫欢妇爱”。而且,计划经济是“大锅饭”,多生儿女可多分粮,于是就“不生白不生”,“生了还要生”;于是就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之恶性循环。故而,即便伟大领袖毛泽东,从起初用“人多,热气高”狠批马寅初,到后来也面对现实改口“人口,也要计划”了;也就有每次的大小会议上,各级官员都从“最后,我还要简单讲讲‘计划生育’问题”,到“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计划生育’问题”之次序和语气的变换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讲到底是与计划经济相生相伴、形影相随的特殊现象。那为什么更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又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后?作为首当其冲地遭遇“独生子女”政策的第一代,我的理解是,那是因为计划经济积累下来的人口矛盾的惯性反应。
       如今,易先生大呼“停止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而为什么也能有人响应?我认为,这是缘由计划生育的社会基础改变了,是缘由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了!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关系得到翻天覆地地大调整,社会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地大解放,老百姓的个人创业热情得以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似潮水般涌流了出来,物资供应不仅不需要“计划票证”,而是要政府和企业都要为扩大消费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促销”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生育观念自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但可惜、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的生育政策还没有与时俱进地跟着转型。
       现实的情况是,随着GDP特别是HDI即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在人们对生活质量诉求和子女养育成本的“双重提高”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与“越穷越生”相对立的“越富越不生”现象。从再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分析,当人们的养老保证随着社会发展而得到更多来源和依靠、精神消费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多元化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人口再生产方式必然改变,生育率就必然走低。两年前,我曾经回家乡实地探问过我的几个农村亲戚:“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你们会不会像你们父母辈一样,也生四个、五个,甚至更多”?回答都是非常干脆和异口同声:“顶多三个,最好两个”。由此推而广之,农村已如此,那城市呢?结论就不想而知了。这也正好验证了《大国空巢》一书中“HDI越高,TFR即总和生育率就越低”,“二者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的推断。当然,作为旅居海外的学者,易先生他是从更高更宽的全球视野,更深更远的历史维度,更规范更精确的科学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战略的,但我猜想,无论如何,其最基本、最原始的理念,应该也是渊源于此。
       我理解《大国空巢》的核心观点,是质疑《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预测,正是这个预测,让中国的的计划生育“走入歧途”。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独生子女政策刚刚由“越穷越生”的前辈们制定和强制推行给我们时,我就曾经与命运相同的同伴们讨论过,要保证人类顺利的“世代更替”,即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不减,起码应该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子女”,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逻辑。现在,易先生的研究结果出来了,目前发达国家的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反弹到2.3以上。再考虑结婚人群的“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人群的“不婚不育”,这个指标还应提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一胎化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失误,在于它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改革而导致的人们生育观念改变后的情况,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只为1.2――1.3,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0%,“未富先老”的中国已使得由“人口红利”引起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慢慢消失,而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忠实先行者,也正在第一批感受到家庭“孤独感”和“老龄化”社会来临前的威胁,我们的儿孙辈们亦将“举目无亲”――除4四个病父老母外,没有兄弟姊妹,没有叔伯姑表!
所以,我支持易先生的“呼吁”,要尽快结束计划经济时代最完整遗留下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要有从制度优化、科学发展以促进生产力提高,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研究路径。只有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好了,科学技术必然就会大发展,人口资源才会成为“第一资源”,马尔萨斯“人口增加的几何级数”与“谷物增加的算术级数”的矛盾才可缓解或化解。看看改革开放来的现实,中国经济三十年保持了大约9.8%的年均增长率,而人口的增长,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是绝对没有这个速度的,这就是证明!中国目前的最大国际竞争优势资源是“人口优势”,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正如《大国空巢》所言,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随便说一句,从理论上追本溯源,在“人口”理论上,有两个“老马”——马克思,马尔萨斯,他们是应该尊重的。但我们以前在很多基本的地方误读了二位,比如,说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瘟疫”、“饥饿”来等手段来减少人口,即为一大错,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他能从正面说出这种反人类、非人道的话吗?再比如,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人口问题”,但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完善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不能够随便套用经典理论。
现在重新回复本文开头易先生的那封Email,要我“关注”,已经简写在上面了;而要我“呼吁”,当《大国空巢》也能在中国大陆获得“准生证”之日,那时我又有何用?只是当我知道“易”先生者,乃网民“水寒”后,我的脑海就勃然冒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古代名句,我在想:好在他还不是“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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