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就像一场不打烊的戏，各时段都有不同族群登场。最关键桥段当数早晨和晚上：清晨四五点由扫街和派报的人揭开城市序幕，身着运动服出门的人，好奇地望向才刚从夜店散场的顾客，奇怪怎么会有人不需要睡眠？而当夜幕降临，观赏艺文节目的人急急赶场，看电影的人排队买票，其他人则去健身房运动，卡拉OK、钢琴bar唱歌，当然也有某些男人结伙寻访所谓的“粉味”场所。

　　早期台北男人承袭了中国父权思想及日本的大男子沙文主义，台面上的人物若没个三妻四妾，似乎便不相衬。商界如王永庆、辜振甫、王又曾、蔡万霖等家族，政界如蒋氏家族，甚至演艺圈的名制作人，全都以“族繁不及备载”为荣，彷佛不如此，就显示不出男人的雄性霸权，而整个社会也都默许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近年来“新好男人”一词的出现，毋宁是对“旧坏男人”的叫阵，观点来自于女人。大男人的后代没了大男人的担当，却仍津津乐道于物化女性，将女性当闪亮佩饰般换用，于是，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女人生气了！

　　这些靠一己之力辛苦打拼的女人，喜欢怎样的男人呢？首先要尊重女人的贡献，懂得欣赏女人的成就，时时听取身边女人的意见；他们通常在坚毅女性的教化中成长，不烟、不酒、不嫖、不赌，运动养生，绝不让自己脑满肠肥，因此外表永远干净、英挺；他们在容许的范围内讲究品味，不喜欢暴发户般的高调、奢华。

　　这样的男人典型代表比如严凯泰、蒋友柏、王力宏。但是看在声称“没上过酒家就不算男人”的本土派人士眼中，“新好男人”无疑是同性恋。他们厌恶极了这种操着流利外语的俊美男子，同时也嫉妒透了“新好男人”所获得的广大女性的爱戴。

　台北性格榜样 范宗沛

　　隔着盈盈一弯海峡，48岁的范宗沛声音厚实里带着清朗。低头拉琴时，他是『音乐鬼才』，5岁接触小提琴，一年后转到大提琴，16岁进录音室给歌星录弦乐，30岁始做电影电视配乐，跨界功夫了得，广受好评；抬头迎客时他是『胖子』厨师，开『骑楼意大利面铺』，在自己的『声音厨房』拉琴，出书介绍做法，私底趣味，历历清晰。

　　自由太多也不好

　　前“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师、风潮唱片（前身：唐山乐集）的幕后功臣、金马奖和亚太影展最佳配乐获得者、会炒意大利面的胖叔叔，范宗沛的身份相当多元。他自言是个“地道到不行”的台北人：作为第二代外省人，从小住在眷村，看着时下最流行的观光地—“国父纪念馆”一砖一瓦盖起来；经历过蒋氏家族统治，也看到母亲在两岸三通的第三年回到北京看望外婆。近50年世易时移，范宗沛“觉得挺特别的，都经历过”。

　　然而台北这个他成长、久居的城市在他眼里却是“杂乱无章”的：因为台湾人多半从大陆过来，早期马路都以大陆城市为名，比如南京东路、杭州南路之类；又有很多西方文化进来，从汉堡到意大利面各国菜色应有尽有。“于是台北就变得很综合性，盖房子修马路，规划都很烂。台北的马路，除了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是直的，再延伸出去都是歪歪斜斜的，现在我走到中和、永和那一段都还会迷路。”究其原因，在于台北从某些程度来讲过度自由：“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一些既定政策的话，太自由了，发展也会有困难。在这一点上台北和北京的对比尤其明显。”比如为修一条马路，政府要和老百姓抗争很久。老百姓说你可以修呀，但是要给我钱；政府一想，既然直走要花这么钱，那我就绕吧。早前，军方占用了很多地皮用作火车保养厂之类的，其他人不能用，老百姓觉得荒废，就在后面修了坟墓。“从前在台北一抬头， 就会看到很多公墓在山上，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后来商业开发的利益太大，军方迁走了，一些坟也迁走了，就建起了101大厦。有传言说那附近夜里会闹鬼，原因就在这里。便是今天站在101大楼上从某个角度还是能看到一大片坟墓，因为迁不走啊。”

　　那么，不喜欢台北？虽然呆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仍只舍得用一句“熟悉”：“就生活而言很喜欢，因为与香港一样，城市小所以方便，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附近；但若论生活品质，又有两类需求，人文陶冶和消费娱乐。消费娱乐方面台北也OK，但文化陶冶就很烂了。”国外的城市他最爱维也纳，因为能感受得人们对传统和文化的尊重，而这不是短期就能培养出来的；大陆的城市他喜欢苏州，细腻婉转，不那么明亮，与他略带忧伤的性情合衬。

　　游走在自由与束缚之间

　　他为万仁的“国民三部曲”之一电影《超级大国民》配乐，为根据白先勇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子》配乐，都是社会性题材，多是内心戏。这种文学化的叙事是他喜欢的，于音乐他最爱爵士，尤其是英式的酸性爵士，因为“那种东西听起来仿佛有点自由又没那么绝对”。

　　当然，“缺钱的时候，就没不讲什么个人喜好了。”也帮五月天也好费玉清也罢做编曲，也制作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音乐。那自小学习古典乐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呢？“因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拉过、听过了，跟帕瓦罗蒂、多明戈也都合作过了，已经很快乐了，够了，反正也不可能变成他们那样。”于是在学会用电脑来记录和处理音乐之后，他就想更多地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表达出来。

　　或许正因了这份随性，才使得他在音乐这一生存尴尬的领域活得相对自如吧。他很清楚处身的局面：“音乐这个东西在整个中国都是被排在末位的。就好比城市里的自来水，人们觉得拧开龙头有水是理所应当的，对水质不那么讲究，只要不停水都觉得可以迁就，可是音乐是需要创作的。”相比之下电影业势头正旺，小成本、大制作各有各的活跃，所以目前他在大陆的精力主要投放在电影配乐上，因为“可以相对自由地创作，别人对你也算比较尊重。”这种态度倒是贴合台北这座城，大家蓬蓬勃勃地求生活，洁净地做事，极少拧巴。即使面对生存现实，骨子里也还有些清正之气，可能与自小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成年后不卑亦不亢，谈笑间，再大成就也是不炫耀，语气散漫，带着进退裕如的骄傲底子。

　　要生存更要生活

　　这散漫，让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向意大利面—在朋友圈不断的好评怂恿下，他在永康街开了一家“Cellopasta”餐馆，雅号“骑楼”，自己掌厨，制作共计八种口味的意大利面，却每天只供应其中四种—“看心情咯”。他对己甚严，觉得不好就重做，或者干脆不开店。生意火爆，店开到第四家，场子也越来越大，范宗沛就拉大提琴给顾客下饭—如果有人问“食与乐的关系”，此情此景，该是最好注解。

　　这几年台湾经济不景气，范宗沛总结是因为台湾人越来越懒，不愿做事，坐吃存款，日积月累就看到了恶果。台北正朝向M型社会发展，就文化娱乐而言，人们要么花很多钱去音乐厅看最高档的歌剧，要么去小餐厅小剧场看小表演，还有那么多人呆在家打电动看电视，KTV生意都不好了，中间档次的娱乐业很萧条。

　　他的“骑楼意大利面铺”也告衰退：原本一个月来五六次的人，变成五六个月来一次，馆子从四家又缩减到两家，昔日面馆里他的大提琴声也不再现—“累死人了，我还是做本行比较好。”他换了个地方拉琴，公园里，街头上。“我不是王婆卖瓜啦，我拉大提琴还蛮感人的。”这番周末的街头卖艺，其实是到“利未人”生命关怀协会做义工，扶助那些心理压抑的人。

　　现在，他大都呆在台北，每月会有几天在北京，这种频率想必可以满足他既喜欢意大利面也喜欢饺子的爱好了。同时，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口口声声》即将开播，节目组会带他吃遍大江南北—这真是一份好工作，只是“这个年纪不能吃太多了，三高啊！”他说，很带着点惋惜。（感谢台北Juanita Chen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其他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辜怀群 台湾辜家自日据时代背负着汉奸骂名，“光复”后即以关怀本土的企业之姿，陆续赢取社会认同，终至成为屹立不摇的权势家族。自幼成长于生活优越、家教严谨的环境但个性叛逆的辜怀群，是辜振甫先生最为宠爱和亲近的小女儿。她感念于父亲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先于信义区的中国信托大楼建造了“新舞台”表演厅，邀请各方表演艺术菁英前来共襄盛举，让台北的艺文展演多了一处民间力量；后又于家族企业的台泥大楼打造“台北戏棚”，定期安排京剧、杂耍、台湾原住民舞蹈、歌仔戏等节目，让观光客接触体验中华文化。

　　罗大佑 若将罗大佑的创作歌曲依年份排列，俨然是部台湾非官方断代史。他并非出生于台北，却没人会否认他是台北人的代表。当他呐喊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时，触动的不只是无数从他乡到台北来奋斗打拼的游子心灵，还有迷失在霓虹灯虚颜假色中的台北人。他批判社会现象，批判文化的贫乏，批判政府，但人人都能理解严酷批判背后企图引发的是内心真实自我的觉醒，道出了人们敢做却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与其说罗大佑的想法就是大众的想法，不如说大众的想法由他做了最适切的代言。

　　最不能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李敖 一个无人不知却令许多人讨厌的名字。他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又辩才无碍，却动不动对人提起诉讼、引经据典打赢官司；他多情浪漫风流倜傥，却藏不住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封建思想；他聪明绝顶吸金有方，却长年穿同样的红外套，看不出金钱带给他的品味和快乐；他时时语出惊人，擅用媒体力量成为注目焦点，却被指控只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以图个人之私。这样的争议性人物，很少有人愿和他沾上边。但如果台北缺少了关于他的话题，一定会变得枯燥无味。

　　榜样：大无畏

　　在台北谁都可以说任何事情，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娱乐的精神去诠释，从色情业到政治均是如此什么都可以摆上台面来讲，什么都是可以编写进史书的事件。媒体对台北民众的无微不至已经深入人心。精英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大胆地干事业，干文化，干生活，甚至干规划。一切都是泡沫，一切又都是顽石。

　　衰样：做作

　　也可以称为做秀。上到“总统”、“市长”，下到普通民众，谁都在导演一出戏，谁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被精心布置之后的套用公式，包括政治口水战和各党派议员间的武斗，这很让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台北是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每天发生的任何一幕都被吊足大众胃口。另外，精英阶层的势利眼和矫揉造作，让人感叹“丝毫不亚于江浙沪”。

　　并不是只有GDP领先的城市，才值得我们铺陈其性格，一些二三线城市也会精英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因为不太被权力世界关注，少了些烦杂欲念，多了份质朴高贵。在这些地方，也会传说着诸如约克公爵、萨德侯爵、基督山伯爵、冯·乌尔曼男爵之类的精彩故事，一曲曲把酒问歌，一段段才子佳人闲话，一则则显赫家族传统，无不叫人回味。文|张莹莹 图|钟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