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特殊群体，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当前约有2.6亿农民进城务工，且还在不断的增加。农民工事实上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但是农民工做出的贡献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受到的社会待遇极不相称，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工的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甚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贵州省长期以来是相对贫困的省份，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5%。改革开放以來，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贫困，贵州农村的多余劳动力也涌入城市，去寻找自己的工作机会。
春节期间，笔者有幸和大方来贵阳打工的一些农民工亲友接触，交流之中，了解了他们在外的许多趣事，同时也了解了他们在打工路上的许多艰辛和无奈。小唐今年25岁，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在贵阳打工已经10年了。她说：“出来做事很辛苦，但只有这样才有活动钱。我除了贵阳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在贵阳也做过很多事，做过菜生意，水果生意，在工地干过。在工地上做事情，活做得很多，又累又危险，但给钱又拖得很，不爽快，不愿意干，钱又不多，一天才30块钱。前些年在大营坡大转盘那里，工头叫我爬到几十米高的位置去操作，爬上去，看下面，好高!我怕。很高，很悬，很危险，就不做了。后来，我在一家餐馆洗碗，起早贪黑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工资也才1000块钱。现在一家超市上班。年收入为15000元左右。”小唐有个弟弟也在贵阳打工，也是只有小学文化，以背背兜为业。小唐说：“弟弟背背兜虽然辛苦，但他赚的钱要比我多一些，但他抽烟、喝酒，只能勉强维持他自己。我妈妈50多岁了，在家种80年代分给我们家的两亩地，维持她自己的生活，逢年过节我们回家的时候300、200给她贴补家用。目前妈妈最担心的是我和弟弟，我们姐弟俩已经老大不小了，希望我和弟弟早些成家，也好早些了却她的心愿。”当笔者问及她还想不想回到农村去时，她说：“在贵阳呆惯了，不想回去了，如果以后能多找到点钱，租个大点的房子，把妈妈接来贵阳一起住，渐渐的她老人家也做不了活路了。”说到这里，小唐似乎有些心酸，把头低了下来。笔者问她遇到过困难和危险没有，她说：“遇到过几次，有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住处的时候被人抢了300块钱。旁边有个派出所，我去报了案，但还是没有把钱追回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一年要搬几回家，搬一回损失一些东西。如果政府能有农民工公寓出租给我们就好了。”
张忠和今年36岁，1998年和妻子一起来贵阳打工，有两个孩子，以家装为职业，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其妻在油榨街卖菜，月收入也有2000——3000元。两个孩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均在私立小学读书。他说：“我们家住的地方交通不方便，土地贫瘠，辛苦一年，腰酸背痛不说，还得不到几个钱。再说，农药和化肥又特别贵。另外，老家那里家族大，亲戚多，人情世故特别多，我们一年随礼要10000多元，很多时候是借钱用。来贵阳之后，人亲少多了，人在外面，管他有什么事，反正又不知道，一年下来多少有点节余。过年的时候还可以给老爹老妈带点回去，也算是尽自己的一份孝心。”笔者问他在贵阳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一个安身之处，这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一年要花好几千元。另外就是希望有个固定的摊位，免得经常被城管、工商的人撵。”他说：“特别是城管的人，经常撵像他老婆这样的小摊贩，因为他们不时会占道，所以城管的人有时会将她的摊子掀了，把秤折了。为了不被抓住罚款，许多时候都要挑着菜担子逃跑，有时会撞到路人，有时会跌倒受伤。再就是希望孩子能进公立学校就读，私立学校设施很简陋，教师不稳定，教学质量也不是很好，有时候一个学期要换几个老师。如果送回老家就读，村里的学校教学质量更差，好多老师是我们原来的民校教师转正的，许多人都只有小学文化或初中文化。这几年虽然有了一些特岗教师，但大多是外地人甚至是外省人，责任心也是个问题，得了工作就想调回老家。同时希望公立学校不要收所谓择校费，如果收择校费，一年好几万，像我们这些农民工，肯定只有望洋兴叹了。”
沈义芳已经57岁了，来贵阳打工4年。有两个儿子。笔者问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工。他说：“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种植烤烟，但遇到天旱的时候就会没有收成，来贵阳每年还可以带几千块回去，农忙的时候回去做几天，然后再回来。在城里比在家里好，没有多少烦心事，又不会每天和老婆吵架，时不时带点钱回去她还会很高兴，对我也很好。现在儿子结婚了，分家另过了，孙子也有了，我操心的事也不多了。我唯一的烦心事就是派出所的人经常找我们的麻烦，说我们是流动人口，是不稳定因素。我们凭自己的劳动力赚钱，凭自己汗水生活，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诈骗，四不拐卖，怎么是不稳定因素啦。”
谢大军、谢大兵两兄弟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来到贵阳做蔬菜批发生意，兄弟在贵阳出生。谢大军告诉说：“那时候，因为家里有两个娃娃，父母每天只能拼命打工挣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享受什么，更是连精神文化生活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现在，我们两兄弟都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我在贵阳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每天从上午8点一直上到晚上8点，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的薪水有2000多元，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要存钱娶老婆啊。因此，我除开每天2元钱的公交车费，中午7元钱的饭钱，我强迫自己每个月要存1400元。除了要和女朋友上网聊天外，也不会去休闲娱乐场所玩玩。”他笑着说：“幸亏有爸爸妈妈。家里租的房子是爸爸妈妈在付租金，饭钱也不用给，不然我就不能存钱了。其实在平常的接触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钱’而不敢娱乐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另外，在城里人眼里我们是乡下人，是乡巴佬。我们去玩什么，旁边人抛过来的都是瞧不起的眼神。这让我们也不想参加什么活动。”
谢大兵是一名的士司机，月收入7000左右，是谢大军的两三倍。他说：“我烦的就是每次别人看到我玩什么都不会时，那种鄙视的眼神。城里人有时候讲的那些高雅艺术我也听不懂。所以也不想去参加文化活动。我在下班后的业余生活也只是和亲戚朋友在一起打麻将和喝酒。我也想业余时间去一下图书馆，可图书馆是给本地人开的，我是外地户口，人家不会给我办卡。因此我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笔者曾看到一则报道：2011年，共青团贵阳市委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调查显示：七成多农民工业余生活单调。“看电视”排第一，接下来就是“睡觉”。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业余生活内容“不太丰富”或“很单调”。31%的人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很不满意”，36%的觉得“不太满意”。
在和农民工亲友的接触中，笔者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他们的打工路上，有着诸多的无奈，即使是打工最长的也还没有融入到都市居民所享受到的生活之中。他们中很多人的心酸、苦痛、自卑是长期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都市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
农民工是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量涌入城市后渐渐出现的。从全国来看，最开始的农民工主要以建筑业为主，接着就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和其他行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因此，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变化，凝聚了农民工的伟大贡献。一是农民工为我国农村塑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即打工经济和劳务经济形态。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国有8亿农民种地搞饭吃，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农村人均不足1亩半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面对黄土背靠天，用手工劳作的方式，用家庭承包的机制，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规模效益。这种农村的经营结构和作业方式，是中国农业落后的体制性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有见识、有胆量的农民，离开土地到外乡、外省、外国去打工，出口劳务经济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许多乡村收入的主渠道是打工族的劳动经济收入。由于劳务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繁荣，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农民工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突破；二是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打工，助推了全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劳作，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有资料显示，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提高了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结构达到4：6，这就是农民工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做出的又一突出的贡献；三是农民工支撑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拉动GDP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攀升到70%以上。特别是诸多沿海发达省份，派生了一大批出口加工的中小企业群。这些出口企业的员工80%都是从农村来的打工者。
可是，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城市中势利人的白眼和歧视，同时也遇到了我们的体制、机制带来的尴尬。尽管在200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虽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尽如人意，歧视农民工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拖欠农民工资现象仍然到处发生，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仍然让人担忧，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生活令人心痛。
因此，笔者觉得，我们的政府、农民工务工的企业、工会组织、民间爱心团体，应当携起手来，给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留出一席之地，让他们有更宽一些，更大一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让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同等的精神文化生活，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障，同等的法律民主权利，让他们和我们的城市一样美丽。只有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才会更快，和谐社会大家庭的实现才会更快。
一、在民主政治生活方面，应当给农民工留一席之地，享有与市民以同等的民主权利，让他们享有自己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表达自己的心声和诉求。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的两个百年目标分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更广泛惠及全国人民的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让农民工有自己的代表，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会让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及决策层听到更多来自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的声音和呼声，也会让我们的决策者们更近距离的接近民众，关心民众，切切实实、真心真意为民众着想，为民众办事。所以，在关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民生大事中，有农民工的心声，有农民工的诉求，有农民工的权益，就会使我们的法制更加健全，社会更加稳定。
二、在经济待遇改善方面，应当尽快出台提高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让农民工也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同时制定更加严厉的措施，打击恶意拖欠农民工资的行为，让恶意欠薪者得到惩罚，付出代价。近些年来，每到春节，我们的媒体都在报道一些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在城市里，农民工做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但他们的待遇却是最低的，然而这种最低的待遇，往往还要受到工头或企业的恶意拖欠。比如像贵阳市治理南明河这样的工程，笔者看到我们的农民工每天都泡在冰冷的河水里，要不为了生活，为了父母，为了孩子，那么冷的天，谁不会在电暖炉旁边烤火看电视，而去受那种煎熬呢。所以，政府应当有一个有农民工的代表参与的专门机构来管理农民工工资，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监督和管理企业和单位按时间、按规定发放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比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政策，建立农民工正常的增资机制。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工收入，又稳定了企业的员工队伍，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应当督促相关企业注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也能得到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享受。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胡锦涛同志说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其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影响着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也是如此，要繁荣，要发展，必须重视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个没有精神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凝聚力的，没有凝聚力也就不可能有发展，有前途。
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单调和他们渴望文化生活的矛盾，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贵阳市也做了很多努力，如体育系统每年依托社区开展的各项农民运动会，文化系统定期到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放电影等，但这些和数十万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相距甚远。“80后”、“90后”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们相比，已经不再把挣钱谋生当作“打工”的第一目标，走进城市谋求发展、实现理想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向往，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更主动的文化融入愿望，更迫切的文化需求。在经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他们每月可用于文化娱乐等消费的费用几乎所剩无几。对于城市里动辄数十元上百元的娱乐休闲场所，他们一般都会敬而远之。
目前我们的城镇之中，农民工的住处没有任何文化活动设备，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是在看电视、喝酒、划拳、打牌中度过，在文化较低的第一代农民工中，这样的状况延续了二三十年，他们伴随着没有文化娱乐的生活也渐渐老去，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都接受过初中、高中或职业技能的教育，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文化娱乐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非常陌生的，国家级、省级的艺术团体演出时高昂的票价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更不要说去参加舞蹈、绘画等艺术培训了。因此，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活的比例、程度还非常低，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和社会融入能力。
所以，笔者建议，政府应该制定切实有效的制度、政策来保障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活动，相关部门要尽快搭建起各种文化交往的平台，依托农民工集中居住的社区进行文化活动的开展。
四、在子女教育方面，应当取消城乡户口二元结构体制，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让农民工子女都能公平、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涉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稍有不慎就会增加社会边缘人群，甚至可能滋生出某种反社会心理。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普遍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也就是说，户籍在哪里就在那里上学读书。就是这种体制，把农民工子女堵在了城市公立学校的大门之外。在城市之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根本进不去我们的公立学校，特别是高中，根本进不去。笔者有个侄子，其父母都在贵阳打工，看到父母非常辛苦，这个侄子从小就勤奋读书，一心一意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初中毕业时，却在贵阳上不了高中，让他回到老家，父母又担心。无奈之下，只得选择放弃学业，继续留在贵阳，留在父母身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少数能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一般都是有亲戚或熟人帮忙才进去的，进去后要交高额的借读费、择校费。无奈之下，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都是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这些私立学校一般规模较小，教学设施简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建议政府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城乡户口的二元结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严厉查处教育乱收费和变相收费问题，让农民工子女都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就近入学，保障农民工子女公平、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
五、在卫生医疗保障方面，应当建立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化建设，解决农民工医保转接问题。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全国有农民工26000多万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民工在餐饮、制造业等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至6年，在建筑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2至3年。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下，他们在付出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进入城市务工。在付出健康的同时，并没有享受到同工、同酬、同保的待遇。农民工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四川省成都市曾对万名农民工进行体检，在抽样的325份体检报告中，有近60%的人患有疾病。乙肝患者约占14%。这说明，生活居住与工作环境差，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现在，农民工虽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将农民工这个群体隐形地排除在外的。因为不少农民工常年不回家，在农村加入合作医疗，一旦生病再赶回去到定点医院看病，距离近的尚且可以接受，距离远的光是路费也花不起，与其回家在定点医院治疗不如就近在条件较好的医院治疗，而且在定点医院报销医药费时，需要带上“本人的《合作医疗证》、有关身份证明、所在医院药费发票原件、费用清单、出院小结、缴费发票复印件和村级证明或者是用人单位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合作医疗对于这部分农民工其实没有多大益处的。目前，贵州正在后发赶超，实现跨越，需要大量的农民参加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因此，笔者建议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尽快出台政策，直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免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有人形象地把农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就不可能有众多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不能有整个国民素质的增强，更不可能有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健全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
2012年12月30日《重庆商报》载，12月28日，重庆市825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工，“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指责其影响市容。当时车上的其他乘客无不对这名老太的话感到愤怒，事件被网友上传到新浪微博，引来众多网友关注。这说明，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困境和尴尬，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民心所向。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消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