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采访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沿海一省份某厅局负责人因不堪忍受会议过多，让人统计涉及厅局相关工作全年的开会数量，统计结果令人震惊：1068个！(2月20日 新华网)

 

尽管人们早已习惯于把行政部门发文多、开会多的官场积弊讥讽为“文山会海”，某厅局“一年1068个会”的统计结果出炉还是让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一些政府部门会议竟如此之多，“会议依赖症”竟如此之严重！

 

有人把“会议依赖症”批评为形式主义，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形式”背后的根源却是政府部门观念陈旧、手段单一、懒政怠政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期以来，“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成为一些单位和官员的行政常态。靠开会贯彻上级精神，靠开会部署工作任务，靠开会听取下级汇报，靠开会总结工作成效，成为政府部门实施社会管理和落实工作任务的习惯性动作。“开会”俨然成为一些官员的工作“法宝”，三天不开会就没着没落，两天不见文就心慌胸闷。由此看来，“会议依赖症”病在热衷“形式”，根在懒政思维。

 

诚然，就动员、组织和落实工作而言，举行会议不失为重要手段，但会议过多过滥不仅空耗了人们的宝贵时间，也极易导致与会人员的审视疲劳和本能抵触，迟到、旷会、顶替、打瞌睡，便是人们心理逆反的用脚投票。为此，许多地方曾尝试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的治理措施，比如，实行“开套会、合并开会”制度，提倡“要想生动，脱稿即兴”的讲话要求，设置“无会月”、“无会周”硬性规定等等。但由于其未从根本上触及执政理念的革心洗面，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事实上，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情报互通、任务落实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比如，利用广播电视、依靠手机网络，开展调查研究等等。尤其是深入基层一线，更能让管理者了解到第一手真实信息，便于提出具有针对性、体现个性化的意见建议。“会议依赖症”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官员们对“会议”手段的驾轻就熟，材料有人写，落实凭汇报，以会议抓落实还可省去他们深入基层的奔波劳顿。

 

同时，根治“会议依赖症”，还需严把经费来源和实施制度问责。开会需要经费，严格控制会议支出应该不失为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为会议经费设限和坚持公开透明，或许能因资金匮乏而倒逼会议减少，同时又可堵塞以会谋私的“小金库”来源；此外，纪检监察部门也可把减少会议作为整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破口，对会议的数量与规模设置制度性规定，通过对数量的盘点、质量的审查和经费的审计，实行专题的跟踪问效和奖优罚劣。只要我们痛下决心，持之以恒，坚持理念、制度、监督、问责的多策并举，“会议依赖”就并非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