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杭民 标签:
社会
据3月9日 《新京报》报道, 8日,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草案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作出了规定,提出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草案明确提出了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这是自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以来,第一次就该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之高的现状,被人比喻为是““左手监督右手”、“开一次人代会就像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人代会成了政府工作总结会”,早就有人大代表指出,现在全国很多省份的人大代表团中,政府官员占了一半以上人数。有的地方,这个比例更高。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了官员代表大会,这样的格局,从利益关系处理考量,自然很难公正地履行好对政府自身进行监督的职责,又有多少官员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否定自己呢?
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人大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但要左手监督右手,的确是一件很苍白的事情,比如某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甚至不少副书记、副市长都是人大代表,更有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也都是人大代表,如此局面,要实现对“一府两院”的有效监督,肯定是和人民的期待和愿意有很大的距离,而监督,也往往会流于形式。
而对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言,社会矛盾已经更加突出,亟待破解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由于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高,在了解民意、反映民情方面,往往具有身份的缺憾性和距离感,甚至是因为自己主管的事务而避重就轻、敷衍推责,使矛盾不能及时化解,更缺乏有力的监督。正如有专家分析的“人大代表构成缺陷所造成人民的某些利益无以诉求的局面”。媒体披露,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今年第七次向全国人大递交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书面建议或议案,而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我做代表10年,提了10年公车的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公车改革的困局,在我看来,显然和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比例之高有着必然的联系,改革要改到自己头上,且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硬骨头”自然就啃不下来。
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中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基层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这是体现广泛代表性的积极信号。2007年,我国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后,农民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新代表,5年过去了,农民工队伍更是不断壮大,而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更是成为新时期社会焦点,很多问题亟待破解,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民工代言人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的规定,必将使来自农民工中最原汁原味的呼声和要求更方便、迅捷地直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3864
人民代表大会不该是官员代表大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比例的一升一降,是努力破解“左手监督右手”的一种进步和尝试,同样,在各级地方人大中,都应提高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而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这样,在立法、政策制定、依法监督过程中,才能体现更广泛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呼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宣告我们迈向民主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和彰显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