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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6日，东莞市道镇大岭丫村放起了鞭炮。此刻距离元旦，还有近一周的时间。
这座被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为“2011年‘两委’换届推选先行试点”的小村落，首次在冬天实现了村委会的新老交替。村民丁树香在乡亲们的支持下顺利变身为女村官。
上述场景，或有成为新闻的理由。事实上，在广东的广袤田间，女村官的数量寥若晨星。
“不是能力，是性别”
钟丽萍看不到来自东莞的新闻。多数时间里，她的视野只和所在的小山村相关。
在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钟丽萍显得与众不同。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党员之一，个人综合素质较高。在“南农实验”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她被称为“政治精英代表”。
为钟丽萍赢得如此评价的，是一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2006年4月，《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南农实验”，在广东选取了4个村展开新农村建设实践模式的探索。就在课题组驻扎广育村不久，钟丽萍主动登门拜访。
“当时她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协助村里办一个妇女学习班，教会妇女如何转变家庭观念、积极参政议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南农实验”课题组总干事马华回忆说。
这样的要求，给肩负乡村“民主启蒙”使命的青年学者们以震撼：一个乡间女性，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据课题组成员访谈后了解，钟丽萍有此想法和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作为村委会妇女主任，钟丽萍对乡间事务有着高昂的热情，多年的工作也为她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这令钟丽萍在几年前就产生了竞选村委干部的念头。
而目标停留在愿望层面上，几乎进行不下去了。
当钟丽萍把想法和亲近的人讲起时，几乎招致所有人的反对。在这个典型的山区村落中，女性“参政”被看做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不是能力够不够，是一听女人就不行”。
没有亲近的人的支持，钟丽萍仍然决心一试。她多次竞选村委会主任，可都未能如愿，甚至连村委委员也当不成。
“这样的情形十分常见，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农村妇女很少出现在政治场合。而这与她们的能力没有必然联系。”马华说。
多次铩羽而归的经历，甚至让广育村村委会的干部感到惋惜直至无力。几年前，由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批准，聘任钟丽萍为专职“女干部”，继续从事她所熟悉的妇女工作。
由于深感妇女政治地位的弱小，钟丽萍萌发了举办妇女学习班的念头。2008年12月，广育村妇女学习班正式成立，定位为“面向全体广育村妇女，以促进广育村妇女权益保障、提高妇女素质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根据观察，学习班成立以来的几次讲课，均由班长钟丽萍组织，讲稿内容部分来源于她的自身体验，部分来源于互联网。
“我们希望这个学习班，能够走出几个真正的女村官。”马华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也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我们必须首先卸掉她们的精神枷锁。”
失衡的天平
来自广东省妇联的一项调研显示，无论是本村女干部，还是外村嫁过来的媳妇，竞选之初都遇到了村民不服、亲人阻挠等困难，最终当选的很少，成功连任的更是寥寥。
对于这样的结论，林支荣无奈地笑了笑。尽管在钟丽萍看来，林支荣是所有“有志从政”的农村女性的榜样。
2008年，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某村多了一位女性村委委员。47岁的妇女主任林支荣经过乡民的推选，顺利成为该村历史上第一位女村官。在“南农实验”的调研报告上，她成了为数不多的“女主角”。
上任伊始，林支荣便遭遇到基层工作的第一难题。由于一条市政公路的修建，她需要与十余户村民进行谈判，劝说他们转移祖先墓地。
对于多年沉浸于传统习俗的中国乡村而言，这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任务。2008年夏天，林支荣独自冒着大雨，前往村民家中一户一户地作解释。“路修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去和村民聊。”“工作一天做不通，就两天。”修路修了三个月，林支荣就说了三个月。三个月下来，她瘦了十多斤。
而更多的难题在迁墓地工作之后陆续出现。此时困扰林支荣的已不是村委会主任的职责，而是“女村官”的性别问题。
“工作上最大的困难，还是村民的性别歧视。他们会认为女人做村干部很不合适，于是不服管, 甚至故意作对。”林支荣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去调解一场家庭纠纷。结果那个男人见到我二话不说，举手就打。”
在乡村的现实中，“权力”与性别的碰撞贯穿于林支荣的村官生活中。在当地，大多数男性村民都不习惯听一个女人发号施令，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这种不满。在村里组织的几次清理道路的工作中，班子成员只有林支荣一人在扫地，“书记对我说，你是女的，就是干这个的。”
在林支荣看来，自己的性别似乎造成了一种尴尬：原本比较容易开展的工作, 会因为部分村民的故意抵触变得愈发艰难，“除了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容易搞之外，其他的都很难。无论怎么解释，村民都不听，而且还会用很难听的话回敬。”
事实上，这样的性别歧视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的一种传统。“女人就应该在家里管管孩子，操持家务活。”“一个村的大事怎能由一个女人说了算？”在马华等人的实地调查中，这些都是很多当地村民的真实想法。
2011年，这个焦点村落即将进行换届。而三年的工作却没有为林支荣带来更多的信心。“基层的工作直面百姓，矛盾重重，自己经验还不够，资历也不够。而对女人来说，竞选更不是简单的能力问题。”林支荣说。
力促选出女村官
“女性作为民主的另一半，其能力建设与民主的实现密切相关。”在“南农实验”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有着如上表述。
目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 妇女应有适当的名额。“现实情况却是，如果不把这个‘应有’改成‘必须’，女性的政治位置很可能被挤掉。”钟丽萍说。
这样的期许，与来自理论界的判断不谋而合。“虽然从参政内涵、参与村务管理的能力与实践、提高善治的本领等方面，女性还要更多地提升自身素质。但真正阻碍女性参政的最大困难，还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说。
而来自基层与学界的认识，也正在如愿般改变着乡村女性艰难的从政轨迹。去年底，广东省妇联启动了“启璞计划”，在潮汕地区进行村“两委”女干部培训试点。此后不久，广东省委组织部正式发出了期许，2011年力促100%的村“两委”班子有女性成员。
从已被选为试点的乡村实践看，这似乎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性别之战”。“如何在一次选举中确保妇女当选村委会干部，成为大岭丫村乃至道镇最为关键的试点任务。”道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温创勤表示。
按照当地的操作模式，大岭丫村和道镇的相关领导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制定了一些必要的“规则”。比如村委会委员由妇女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则不限性别进行公开选举，以保证至少有一名女干部。而这样的规则，也催生了大岭丫村历史上第一位女村官。
“广东在21个地级以上市都确立了试点，不同地方试点办法可能都不一样。等到今年全面铺开选举工作的时候，相信会有更加完善成熟的办法。”温创勤说。
而这样的政策扶持，也为所有饱尝乡间政治艰辛的女性，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单行道”。就在2011年农历春节之前，镇领导走进了林支荣家中，希望她能鼓足勇气，“继续为村里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去竞选……”林支荣对记者说，“我只是希望，如果村民真的把选票投给我，应该是因为看到了我为大伙办事的诚意和能力，而不是我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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