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家教渊源
宋嘉树1861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一个商人家庭。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嘉树是传教士，商人，也是革命分子。他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鼎力囊助。他的牧师传教活动时间较短，因此所成事业难以与他的经商事业相比。 在家庭中，宋嘉树对儿女关怀备至，不仅给她们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尽情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并且有意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具有中国传统的“家”中接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但宋嘉树毕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深感美式教育的优点，及时把子女—一送到美国读书。
由于宋嘉树的远见卓识及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灌输给子女，在他的影响下，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各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著名人物，久为世人瞩目。宋嘉树也因此被外国人誉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病逝。据宋家子女后来为倪桂珍所著的传记中所记，她是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上海教会开办的培文女校教过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887年夏天，倪桂珍经人介绍与宋嘉树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未嘉树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然而贫困的生活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与丈夫在信仰、性格和志趣上情投意合，家庭生活美满、欢乐。 倪桂珍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性，她在家庭中操持着所有的日常事务。她不仅照顾、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由于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在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方面表现了超人的能力，同时，她又是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虔诚基督教，做事严谨，富于创新。她极有同情心，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对贫苦的百姓乐善好施。倪桂珍格守宗教教规，并有刚强的意志，对家庭、事业、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做这些事情。她把这些视为违背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神的意志做事。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3．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亲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宫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