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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方向的共识与争论
2013-6-7
围绕城镇化发展重心的争论,至今未息。有人主张“大都市圈战略”,借助城市群的辐射力带动周边;也有人认为,100万-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最符合规模经济原则,应该以它为重心。“大”派出现分歧,“小”派的意见也不统一。优先发展人口低于30万的中小城市,是一种主张;以县级城关镇为重点,也获得相当多的拥护;还有人觉得,城镇化就该尽量贴近农村,把重心放在县以下的镇。

  纷争之下,各派也取得了几点共识: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不过,共识的终点,是一场关于“危”和“机”的更大争论。

  共识要“人”的城镇化,不要“地”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为城镇化的核心。按他的理解,过去,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征占农村土地,却没有给农民提供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机会,这被称为“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即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它要求改变要地不要人的方式,让农民能留在城镇。

  “城镇得有产业,为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他才能够穿衣吃饭买房子,安居乐业。”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郭亮说。为“人”的城镇化提供支撑的产业,要成气候,并非易事。按照一般规律,城镇首先得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才有发展产业的可能。历史经验表明,城镇聚集资本的主要途径,往往有这么几个:

  一是在国家调控下,压低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价格,利用剪刀差,收割农村的劳动剩余。

  二是像西部大开发中的城镇那样,直接获得国家投资。

  三是通过改革,释放自身蕴藏的红利。比如改革开放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推行,农民获得了土地剩余收益的索取权,使得农产品出现了剩余,为农村集镇贸易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未来城镇化的重点,是小城镇(市),它们大多欠发达,对资本聚集的渴望尤其强烈。对它们而言,通过收割农村劳动剩余的办法聚集资本,几无可能,也有违城镇化的初衷;借助国家投资,则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反对国家投资推动城镇化的呼声,居高不下。

  当前主流观点认同第三条道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其中呼声最高的两项改革,分别针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主张推动户籍改革者的逻辑是: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难以留在城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城市户口,使得他们难以享受各种“福利”,如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在许多人看来,破除户籍藩篱,消灭户口背后的“福利歧视”,是“人”的城镇化的要求。主张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者的逻辑是: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土地被占用的过程。

  当前土地制度下,农地先被政府低价征收,再高价出售。转手之间,政府赚取了巨额收益,农民却所得无几。更重要的是,政府来钱太容易,不断征地,城镇朝着摊大饼的粗放型方向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如果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增值收益,那么他们就有了一笔进城的安家费。即使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看来,这更符合“人”的城镇化的要求。

  争论是否允许农民土地自由上市买卖

  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是当下各方对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共识。但涉及具体路径,却存在激烈的争执。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允许农民土地自由上市买卖?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观点不同的派别。他们根据各自理论,最终得出了对“城镇化向何处走”差异极大的认识。

  在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土地自由交易有诸多好处。一方面是富裕农民,为农民提供入城落户的资金;另一方面,少了政府的盘剥,同时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建设用地的价格会大降,这可以使城镇化的用地成本降低。

  贺雪峰表示反对。20年后,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结束,也不过大约一亿农民的土地被占用。如果土地自由交易,他们会暴富,但这一亿人属于大城市、沿海城市近郊农民,如今就已经富裕起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富上加富呢?这不公平。”

  贺所指的不公平,是对剩下的那几亿中国农民而言的。因为远离城市,他们的土地永远也没有出售的机会,“他们才是最弱势的,在打着富裕农民旗号的土地自由交易过程中,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反,土地自由交易,会使地方政府失去主要财源,再无力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那时,这些弱势农民入城打工,抢不过城里人,只有去住贫民窟的份。”针对贺雪峰的诘问,周其仁提出用土地交易税均贫富。两人持续数年的舌战,成为理论界一道别样景观。

  同样的争辩,在著名学者秦晖和温铁军之间也发生过。

  土地自由交易会不会导致土地兼并,出现大量无地农民?是两人最初的论点。但在数次辩论后,“围观”者发现,两人对城镇化方向的认识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秦晖对温州苍南龙港村——一座几乎全由农民集资兴建的城市赞誉有加。他认为,城镇应该依靠内生力量发展,反对依赖国家投资推动城镇化。反对的理由,被许多人复述过:城镇化的发展重心,是落后的小城镇,往那儿投资,投入产出完全不合理。以城镇化的工程规模之大,那种浪费及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你简单计算城镇化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会有所谓投入产出合理的可能。但是如果你的基础建设上不去,你怎么可能集中人口?”在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温铁军提醒人们,中国被“经济效益衡量一切”的理论统治多年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用国家投资的方式,把过剩导向农村、小城镇,化‘危’为‘机’,才是正宗合理的。”

  城镇化的大门已经开启,里面会释放出什么?或许正如忧心忡忡的学者们所言的,有“危”,也有“机”。如联合国《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类住区报告》里所说,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真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的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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